受融資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國外經濟形勢的影響，前段日子關于江浙民營企業倒閉潮的消息層出不窮，成為了各大報紙、各大網站等新聞媒體的頭版頭條。在強大輿論壓力的面前，浙江省中小企業局在其官網發布了《我省中小企業新情況新問題調研報告》，認為當前浙江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總體是好的，也確實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企業融資困難，浙江多數地區民間借貸利率年息已經在25%－30%之間，電荒中各地優先保證大企業用電的措施對中小企業生產影響嚴重等。其實，民營企業倒閉潮現象已經不是今年第一次發生的，早在2006年與2008年，我國民營企業也曾發生過兩起民企倒閉潮；不過相比較原先那兩次，這次涉及的規模、發生的原因等都有著不同的特點。簡而言之，這次民營企業倒閉潮現象可以用“罪”與“罰”兩個字來解釋。
    江浙民企倒閉潮的“罪”主要是指民營企業所面臨的不利的外部因素。第一，近些年以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原材料成本與企業用工成本大幅上升是這幾次浙江民營企業倒閉潮的第一大罪。眾所周知，江浙民企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自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上海、深圳等特區經濟發展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以溫商、甬商為代表的江浙企業家看到并抓住了機遇，通過自身努力與當日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制造了歐美西方發達國家所青睞的高性價比產品。然而由于幾次海灣戰爭與中東地區政治局勢十分不穩定促使原油價格暴漲、力拓、必和必拓等三大鐵礦石巨頭大幅抬高鐵礦石價格以及天氣惡劣使棉花產量降低促使價格也出現了扶搖直上的現象；江浙民企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需的原材料面臨著普漲的不利局面；與此同時，我國新《勞動法》對最低工資、加班時間、加班費用等要素的規定，又加重了江浙民企的用工成本，使得原先江浙民企引以為傲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基本上蕩然無存。第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融資門檻嚴成為了江浙民企受到的第二大罪。我們知道，江浙民企普遍以中小企業為主，具有政治背景、央企后臺的企業在江浙地區非常之少；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已經是困擾我國企業發展多年了。而且2010年開始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通貨膨脹問題，人民銀行采取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多次加息與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使得江浙民企在遇到資金鏈問題時，基本上很難從銀行中拿到貸款；而民間借貸成為了民營企業唯一的出路。目前，江浙地區的民間借貸其實就是變相的高利貸，這些貸款利息有的竟高達月息20%，這無疑大大增加了江浙企業的融資成本，為企業發展埋上了另一層陰影。
    盡管江浙民企受到了這些外部不利因素，但是其經營管理過程中的自身問題是引發這三次倒閉潮的根本原因；而這也就是江浙民企倒閉潮的“罰”。一方面，江浙民企的家族制經營模式使得企業日常經營陷入了委托代理的困局。據浙江民營經濟研究院的調查研究顯示：浙江民營經濟具有股權結構單一、企業運營者身份單一的特點；按股東屬性劃分，自然人股東占絕大多數86.6%，其次為社會法人股東8.5%和職工股東2.1%；按股東持股比例劃分，第一大股東平均占有68.9%的股份，其余股東則合占約1/3的股份；約85.1%的總經理為創業者本人，而源于親屬或外聘的總經理分別僅占8.3%和6.6%。家族企業制度盡管擁有組織上的優越性，但是在經營上也存在著天然的脆弱性，即過于依賴企業家的才能。由于浙江民營企業業主大部分是第一代創業者，受正規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其內在能力緯度結構存在明顯弱點，表現出來就是思維能力、戰略能力相對不足。在企業的初創期，浙江民營企業家的這些弱點暴露得還不明顯。隨著企業進一步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企業的競爭和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對企業家的能力要求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能力結構緯度本來就存在缺陷的浙江民營企業家的決策能力就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決策的日益復雜、能力結構的不完善、強烈的逐利動機、敢冒險的天性四股力量的作用，使得浙江民營企業家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大增。另一方面，企業缺乏改變與轉型思路也是這次民企倒閉潮的內在原因之一。原先江浙民企的經濟拉動點基本上是以出口為主，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人民幣升值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眾多因素共同影響，導致江浙民企無法拿到國外訂單，或者沒有能力與利潤空間去生產產品，使得企業日常經營陷入了訂單荒的局面。
    本次江浙民企倒閉潮看上去是一場企業界與經濟界的危機，但實際上這是一次機遇；正所謂商場如戰場，企業之間的“弱肉強食”是市場經濟的要求。一方面，企業需要有著創新、改變的理念，碰到出口阻礙，應該將銷售戰略進行調整，通過內銷打開銷售之路；另一方面，國家需要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環境。